人

松阳地处浙江西南山区，远离中原，僻壤之地。但位于与北纬30°附近，适合人类活动。

1997年，考古学家对遂昌县（古制属于松阳）城西12公里的好川村遗址进行发掘，清理墓葬80处，出土石器、玉器、陶器、漆器等计1000多件。经专家鉴定，属于良渚文化晚期，属新石器时期的末期，下限至夏末商初，约距今4200~3700年。松阳县古市镇筏铺村阴岗山坡地，北临松阴溪，曾出土大量石镞、石斧、三孔石钺、石环、石刀等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石器磨制光洁呈灰黑色，石质细腻坚韧。石镞双面刃，石斧和石钺两面钻孔，出土的文物证明新石器时代当时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情况。在水南街道瓦窑头村营盘背山坡，曾出土新石器时代柳叶形石镞和圆柱形石锥，还有大量席纹、网纹等纹饰的商代印纹陶片；与其同时期的还有位于叶村乡河头村占安山坡地，曾出土新石器时代石镞和商代印纹硬陶的器物碎片，石镞石质细腻，器形较小，呈柳叶形，制作规整，双面磨制。印纹硬陶的坯泥含有少量的杂质和砂粒，烧成温度较高，通体拍打回纹、米筛纹、麻布纹、曲折纹等纹饰；出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证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时期已有先民在此居住。这些村落主要分布有溪流经过的丘陵岗地上，从这一点可清楚地看出，当时的人们在村落的选址上已懂得近水以利用水却又能避免水害的道理。

在新石器时代乃至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海侵对浙江沿海平原的影响仍然很大。浙江沿海平原或成为一片浅海，或成为潮汐直薄的湖沼平原，不利于聚落的形成与发展。而在浙江的会稽山、金衢盆地、松古盆地等山地、丘陵、盆地，海拔相对较高，海侵无法深入，自然条件相对优越。这里拥有丰富的森林和动物资源，山间盆地和河谷地带有平坦的土地资源可供刀耕火种，因此，越部族的原始村落首先就在这里形成。可以说，我们松阳等地的村落可能是浙江村落的起源地。《吴越春秋》就记载说，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越部族主要是在山地和山间盆地从事迁徙农业和狩猎业，用《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的话说就是“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像这样的越部族中心聚落，直到刘宋时期还有遗迹可寻。南朝宋的孔令符在《会稽记》中就记载说：“越之中叶，在此为都，离宫别馆，遗基尚在。”

此外，像《国语·越语上》记载越国四境时提到的姑蔑、句无，都应当是越族在浙西南山区及山间盆地建立的大型村落。20世纪80年代，在松阳县水南街道塘寮村南侧的屋后山，零星出土了商代印纹硬陶片和西周时期原始瓷豆等文物。在新兴镇大石村西首的小山坡，陆续出土大量商代印纹硬陶罐、壶、盉以及西周时期造型各异的原始瓷豆、罐、尊等文物。其实，当时松古盆地、河谷小平原以及山区的第四纪夷平面上，都是越先民建立村落的理想地点，都可能建立越族人的村落，只是疏于记载罢了。

村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也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化的重要时期。由于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迅速提高，井田制瓦解，出现了郡县制的生产方式，形成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出现了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由于王室衰微，“征伐自诸侯”，世卿世禄制被军功制取代。以分封制、宗法制为主要内容的奴隶社会政治制度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取代。“华夷”观念削弱，华夏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在征伐和生产中逐渐开始了融合。诸侯国在争霸称雄的战争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推行改革，富国强兵，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帝制因素的成长，促进了新旧体制的更替过程；大国在争霸战争中相互兼并，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加快了全国统一的步伐；打破了列国旧的分野，各民族频繁迁徙和交往，推进了文化融合的进程。

这个时期，松阳属于越国，松阳的先民被越王征召北伐西战，随越王争雄称霸，有战胜的喜悦，也有战败的屈辱；以及楚汉的入侵而亡国。居住在松古盆地的越族先民，或迁移或与外族融合。

公元前222年，刚在南方灭楚的秦大军，又乘胜降服了越君，设置会稽郡，松阳隶属之。秦统一六国以后，为了防止六国贵族依持宗族“死灰复燃”，强迫他们迁徒到咸阳，要他们看护皇陵，或者迁徙于西南边远地区，一些平民也同时被迫迁徙，叫做“迁虏”，做开矿、开盐井等苦役。此时，我们松阳一带相对北方华夏文明来说，还是“南蛮东夷”，人民“纹身断发”，操着“鴃语之舌”，且男女大防不严。秦始皇一方面在会稽刻石留铭，鞭笞当地盛行的淫泆之风；另一方面，“发会稽适戌卒，治陵道”，强制移民。一部分外族越民，到海上抵制秦的统治，后来他们到了日本、东南亚；大部分的内族越民，却与夏汉民族融合。北方的先进工具、技术促进我们这里的经济发展。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推行郡县制。设36郡，72县。县以下设乡，乡下设里，里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也就是后来的村。里有里典，后代称里正、里魁，以“豪帅”即强有力者为之。里中设置严密的什伍户籍组织，以便支派差役

，收纳赋税。并规定互相监督告奸，一人犯罪，邻里连坐。此时的村落，社会功能更加明显。
秦末，越王勾践裔孙邹摇率越人参与亡秦之战，后摇又辅佐刘邦击溃项羽。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立摇为东瓯王。汉景帝时(前154)，吴王刘濞为首的宗室七王起兵反叛，派人结盟闽越、东瓯。后“闽越未肯行，独东瓯从吴”，汉将周亚夫击败吴、楚军后，东瓯王乃乘机杀濞于丹徒。吴王濞的儿子出逃闽越国“常劝闽越击东瓯”。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闽越发兵围攻东瓯，东瓯食尽，向武帝求救。汉中大夫庄助发会稽兵，闽越撤兵远去。东瓯王恐闽越再攻，故“请举国徙中国，乃率其四万余人众处江淮之间，处庐江郡”。庐江郡为今安徽省舒城一带。松古盆地的百越人民，有的跟随迁徙大军北迁，有的躲避到山区，成为“山越”；使原已初具文明的浙西南区域经济和社会遭受严重损失，松古盆地又成萧条冷落的穷乡僻壤。不久，楚汉族再次涌入，北方汉民族南迁，他们大多在交通要道生产、生活；接着，部分“山越”民众回迁至平原地区，并进一步与汉民族融合。这时，松阳区域出现了许多名门望族。有文献记载的有：劳姓、丰姓、瞿姓、库(she)姓、公姓、壶姓等大姓，他们居住在古市片，松阴溪两岸的丘陵、平原地带。当时的松阴溪比现在靠北，松阳村落最中心的地方应是卯山的四周。后来，他们中的一支或多支成为“松阳郡”。而古越族，只留下大石悬棺和一些古老的习俗罢了。

东汉末年，北方诸侯割据，农民暴动此起彼伏，松阳偏居东南一偶，相对安稳，中原的大户为避战祸，举族南迁，有的连同村民一同迁入松阳。其中，最显著的有叶姓一族。东汉建安初年，叶姓江南始祖叶望带着家人辗转山东、江苏，落脚松阳的卯山脚下。叶姓的祖先是沈诸梁，春秋末期楚国军事家、政治家。大夫沈尹戌之子，封地在叶邑(今河南叶县南旧城)，史称叶公。早在公元前476年，为报复越王勾践侵楚，曾领兵攻打东夷，到过松阳这一带，其裔孙回来到松阳繁衍、发迹，也许是历史的巧合。生活在松阳的越族土著人与汉民族更加融合，以至完全被同化。

汉时的行政机构沿袭秦朝，县下设乡、亭、里。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时，析鄞县南部的回浦乡，设立回浦县，属会稽郡。并将东瓯地划入回浦，所辖之地相当于今台州、温州、处州及福建北部的一部分，松阳属之。汉光武帝建武年间(25-26)改回浦为章安县。松阳当时是章安的一个乡，旌义乡；松阳有古地名“三里亭”、“怀德里”等等。

占据江东的孙氏政权，出于多方因素，特别是为了后方的稳定和兵员的招募，于公元199年在章安西乡旌义乡建立县级行政机构松阳县。当时的松阳县境东至缙云山“大洋”，北与永康相接，西与“太末”县(龙游)为临，南伸“永宁”(温州)之地；区域之广，覆盖今天的丽水、金华、温州地区。然而，人口却不多，总共不足万户。这一点可以从公元203年，松阳长丁蕃不服原永宁长贺齐指挥被杀可知，按照秦汉规定，万户以上者设令(县令)，万户以下者设长(县长)。人口虽不多，但当时的县治旌义(古市片，以赤寿半古月、叶川头、梧桐口为中心)却成为浙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同时，松阳虽然从临海郡章安析出，却不属于临海管辖，而是属于东吴孙氏中央政权直辖，主要原因是便于孙氏政权组织兵源，征集“山越”、楚汉人民北抵曹魏、西抗刘蜀。当吴政权稳定以后，江南地区有个相对的发展时期。

迁徙

历史上，还有三次大的移民，对松阳人口的增添、村落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一次是两晋之间的“永嘉之难”即“五胡乱华”。三国后，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统一全国，但只维持了11年的统一局面，就发生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西晋末年北边众多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期间衰弱之际陆续建立非汉族国家而造成与南方汉人政权对峙的时期。“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百余年间，北方各族及汉人在华北地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家，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五胡十六国。“五胡乱华”破坏了中原的政权和经济架构，但也使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产生文化经济交往。由于汉族避难从黄河流域大规模进入长江和珠江流域，史称“永嘉南渡”或衣冠南渡，进一步增进了南方的百越、三苗族裔与中原汉族的文化和经济联系。

据统计，“五胡乱华”使华北地区人口在8年之内消失90%，所谓"十室九空"如是。317年晋愍帝被杀，士族王导、王敦等，扶植晋朝远房宗室司马睿，在建康登基，是为晋元帝，历时52年的西晋灭亡，东晋开始。中原人民为躲避战火纷纷大量的南迁，一共有6次南迁高潮，累计合计迁入过百万。北方的许多士族、大地主携眷南逃，随同南逃的还有他们的宗族、部曲、宾客等等，同乡同里的人也往往随着大户南逃，“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随从一户大地主南逃的往往有千余家，人口达到数万之多。永嘉南渡又称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衣冠”代表文明的意思，衣冠南渡即是中原文明南迁，这是中国首都迁至江南的开始。北方政权倾巢迁来，北方人民大量涌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南北文化大融合。松阳的廖姓、赖姓、纪姓、项姓都是这个时期从中原辗转南方各地，最后迁到松阳的。他们在松古盆地的樟溪、东角垄、十五里、大路口等地落脚，繁衍生息，发展村落。据《姓氏考略》所载，最早的赖姓家族，居于古代颍川(今河南禹州)一带，为周武王之弟叔颖后裔。魏晋南北朝时，赖姓加入了为躲避纷乱由北方而南迁的队伍之中，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均有赖姓足迹。据《赖氏族谱》所载，东晋有赖忠诚任虔州(今属江西省)知府，后人赖光迁居松阳，到赖遇时，晋安帝亲题“松阳郡”赐予赖遇，赖姓成为松阳一大望族。永嘉南渡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北方。永嘉之乱后，中原世族南迁，将学术文化中心移于江南，这既使传统的民族文化得以保存、延续、传播，同时也促进了南北方文化的进一步交流、融合，从而改变了当时江南地区的文化面貌和历史进程。松阳的“勤读传世”遗风这时开始形成。现在的松阳方言，就是这个时期，北方士族的“普通话”，保持者上古之音。

到了唐武德年间，松阳县升为松州，州治还在古市，可以想象当时的繁华，州府周围村落的昌盛，并创办了浙西南第一个官学。可那时灾害不断，松阴溪常常改道，水患频仍。于是，在唐贞元间迁县治至移风乡紫金村，即现在的西屏。从此，松古盆地的东端，加快了人口的集聚，村落的发展。《贞观八年天下姓望氏族谱》所记括州松阳郡，黄姓为四大姓之首。当时黄姓是松阳第一大姓，所以也有“松阳郡”的，他们居住在松古盆地的各个村落里。

第二次移民是在两宋间。北宋重文轻武的政策使社会一直潜伏着“积贫积弱”的危机，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虎视眈眈。钦宗靖康二年(1127)，在金军的强势攻击下，徽、钦二宗被俘，北宋覆亡，这就是“靖康之难”。康王赵构逃到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即位，后定都临安(今杭州)。北方广大沦陷区的人民不堪忍受金朝贵族的统治和民族压迫，被迫举族迁移，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大量尚未垦种的可耕地吸引了渴望安居乐业的各地人民，大批王族、官员、士民涌向江南地区，归于南宋。“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以至于“建炎(1127—1130)之后，江浙湘湖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到这时，随着北方大量劳动力和先进垦殖技术的南迁，在风俗习惯上南北方互相融合，经济上南强于北的局面完全确立。

宋朝倡言文治，军事上虽不及辽、金、西夏、蒙元，每战辄北，文化事业却极为发达。宋朝皇帝大多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宋代文臣之盛也胜于前朝。随着宋室南渡，一大批文人官僚阶层内迁，文化事业发达，极大地提高了文化普及率，即使是偏僻乡村，“虽牧儿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状元沈晦来了，咏叹松阳“为此桃花源，四塞无他虞”；张玉娘的“山之高，月之小，何皎皎”出世了。整个江南地区，人民不论男女老少，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洪姓祖先从南京到括苍任太守，致仕后定居界首，因此，界首当初叫洪坦；王姓从闽至括苍任刺史，后居住西屏市墈头，避乱再迁枫坪根野(根下)；周姓、吴姓、杨姓、郑姓、包姓、毛姓、孟姓等迁到松阳的乌弄、周安、曹竹、竹坌、横樟、里黄、内孟等山区。这样，松阳区域范围内，无任是松古盆地，还是四周中底山区，都布有村落。这个时期，也是松阳村落大发展时期。同时，大批官僚的南迁，扩置了许多州县。民族中学上方不足千米，有个詹村，相传，南宋时期是一个府，在村边有许多建筑遗迹。周弄口的村名就是相传有徐山府、后肖县、周弄街之称，因地处周弄街口得名。

第三次移民是在清初“削藩”前后和收归台湾。一是耿精忠袭封福建靖南王后，纵令属下夺农商之业，“以税敛暴于闽”，纵使其部下“苛派夫役，勒索银米”。许多百姓不堪重负，背井离乡，迁往浙江、江西、江苏等地。松阳的阙姓、畲民、林姓、许姓、傅姓、邱姓、曹姓、华姓等姓都是清初从福建迁到松阳的石仓源、南乡山区、玉岩等地。另一是耿精忠发动浙江、衢州之战，耿藩军队多时达10万人，1674年，耿部攻陷松阳县城，至1676年被清军平定。许多藩军或出逃或受降，与当地女子婚配。增加了松阳的部分人口。1680年代，康熙为收归台湾，采取安抚、军事并用。福建是战争前线，了防止台湾郑军窜扰大陆，清朝在福建沿海重行“迁界”，强迫居民内迁十里或二十里，遍筑界墙守望，断绝内外交通，对郑军实行全面封锁。部分福建先民背井离乡迁到我们这一带。
松阳的村落到清初，发展规模基本定型。之后，除了温州的漕运人员、商人沿松阴溪两岸埠头落脚，新成立村落如温州寮(横溪)、靖居口等以及1963年新安江移民新形成10个村外（闲云所在村落为新安江造水库之因迁移到松阳）。

至此，传统意义的松阳人基本到齐，松阳的401一个村落皆由这些人组成。闲云认为人最重要，文字虽多，但必须说明。茶因人而有，以茶敬人。

造茶

松阳地处浙西南山区，虽然有松古平原，土地富饶。但是毕竟八山一水一分田。而且地处北纬28°左右。群山围绕，夏天炎日，而且雨水较多。由于松阳是一个历史意义上的移民县，多数从中原一代移民而来，而中原相对干燥，南方阴雨炎日，容易滋生细菌病害。先来者占据松阴溪流域一带平原，后来者只能往深山中寻找适宜居住的地方，而后产生了分布在松阳各个平原山地角落的村落。而松阳人从古至今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必须面对改造自然，适宜自然的压力。为此才有人们只有通过从自然植物中寻找能够帮助人们对抗自然的物种，经过千百年不断实践和经验的积累，人们发现了将松阳自然生成的多种植物草药洗净、晾干、混合后又增强体质同时又有建养身体的功效，这是松阳的端午凉茶出现的根本原因。

茶语：
松阳山民在端午时节上山采集：天仙果、石菖蒲、桑叶、鸡血藤、淡竹叶、绞股蓝、藿香、白茅根、六月雪、金银花、鱼腥草等。采摘时间有严格约定，为端午日午时止。需用山泉水洗，正午时间晾晒，方为良品，消暑、去病、养生。

端午凉茶传说

端午凉茶的传说
相传，唐景龙年间，唐道教名士、括苍山仙人叶法善游历名山大川。一路上不断听闻浙南一带遭遇瘟疫，松阳染者很多。他立即返回故乡，召集众道士采制卯山仙茶，以卯山泉水煮泡，然后倒入大缸、木桶中施茶给百姓，后来这场瘟疫就这样平息下来了。叶法善因此被松阳人奉为济世救俗的“叶天师”，这种能治病消灾的茶也就演变成了端午茶，法善施茶的故事也流传至今，已逾千年，甚至连用大缸、木桶施茶的乡俗也沿袭下来。早年，松阳各处驿站、凉亭、寺观都置大木桶、大缸，泡上整缸整桶的午茶，让行人客商自取饮用，以解夏日之酷暑。
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人们习惯把集体的生活智慧赋予给某些众人知道的人物，可以方便大家认识了解并传播。事实上，松阳的端午凉茶是一种集体的生活智慧结晶，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松阳多为山区，在古代，交通条件差，如果遇病请郎中更是不便，为此，松阳先民通过长期积累，采集草药来防病。通过不断的实践和积累，才有端午凉茶的配方，并广为传播。因为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共性决定了配方的共性，但各家也会根据自己家人的体质不同稍微增减其中的草药多少，以达成和谐。当然这是农耕生活的一种产物，如今松阳各村落人们依旧保持了这一千百年的生活传统。虽然相较之前端午茶的备量和普及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和从事农耕作业人口的减少而减少，但松阳人对端午凉茶的味道已经熟悉犹如遗传。我相信只要尚有人在松阳田地山间劳作，端午凉茶在松阳便会存在。